饮水思源倍感亲
2022-03-3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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饮水思源倍感亲
1948届中华 1951届县师 胡经之
天南海北大半生，老来海滨乡愁增；难忘故园哺育情，饮水思源倍感亲。
春天，我回北京大学参加入学中文系60年纪念活动，重登人民大会堂。秋天，我回深圳大学，庆贺建校30周年。如今，又即将迎来梅村中学的百年诞辰，不禁百感交集，思念之情油然更增。
人生似水流不停，不觉已向晚年行。随着岁月的增长，我对故乡梅村的怀念越来越深。
在18岁之前，我大多在梅村度过。到19岁，我从苏州去了北京，在燕园久居三十余载。却有“知天命”之年，又来到岭南海滨，在深圳亦已近卅个春秋。近数年，不时去境外体察更大世界，从港澳东南亚到欧陆美洲，走了不少地方，对人生有了更新的感悟，却也更加深了我的怀旧之情。我怎能忘怀故园梅村和母校——中华中学和无锡县立师范？
说来也怪，我在北京三十余载，却总觉客居他乡，只有江南水乡才是故园。漫步燕园，湖光塔影常勾起我对家乡的思念，发出“能不忆江南”之叹。读元人小令“枯藤老树昏鸦，小桥流水人家，夕阳西下，断肠人在天涯”，我会想起泰伯庙后院庭中那棵高大的古树，盘旋其周围的群鸦。听柴柯夫斯基的弦乐如歌，我会想起无锡阿炳的《二泉映月》……每当我读唐诗“忽见陌上杨柳色，悔教夫婿觅封侯”之句，由怨妇而联想到自己，常引起思乡之情，觉得不如归去。廿多年前，我终于离开京城来到深圳后海湾。漫步海滨，忽然会产生一种幻觉：这后海湾是否通着伯渎港？我应杨牧之的约稿，曾为《文史知识》杂志写过一篇短文，谈重读张继《枫桥夜泊》的感受，情不自禁，开头就抒发了我对梅村的深情回忆，一下子回到了故乡。这段回忆，竟赢得了无锡同乡金开诚兄（九三学社副主席）的拍案叫好，大加评说。
啊，梅村！我在这里度过了一生中最富有生气的一段年华，从童年到少年到青年，从这里走向社会。尽管我的祖父、父亲常在苏州，但我出生在梅村，喝着伯渎港的水长大。童年时代，曾随着父亲胡定一在锡北他乡读过私塾，也在苏州城里教会学校（晟成附小）进过唱诗班。但我在读高小时，就进了梅村小学，师从陈友梅（东刍），直到毕业。1946年夏，中华中学由吴风中学和启新中学合并而成，我就入此就读。1948年从中华中学毕业后，我进了无锡县师。一直到1951年毕业，我始终没有离开梅村。从梅村小学——中华中学——无锡县师，整整八年的哺育，使我长大成人，成了青年，跨入人生的历程。这段时光，怎会忘怀？
在梅村小学的时光虽不长，但在陈友梅和我父亲的熏陶下，我对唐诗宋词和国乐产生了深厚的兴趣。
进入中华中学，受到现代文学的吸引，进一步培育了我对文学艺术的爱好。我深深感谢语文老师何阡陌。他在课堂上的生动讲解，课外阅读的精心辅导，吸引我步入现代文学的世界，陶醉在文学艺术的天地之中。我也不会忘记，校长潘超当时广招贤达，博罗人才，木刻家李志耕、戏剧家俞亮、音乐家黄月娟等都在这里任教，使我扩展了文化艺术视野。也正在这里，我大量接触了苏联文学和解放区文艺，积极参与文艺社团活动。我们的班长老大哥朱浩奎（韩克）带领我们成立全校学生自治会，组织读书社，办文艺刊物。我读了不少书，《钢铁是怎样炼成的》、《青年近卫军》、赵树理的《李有才板话》等都是在这里读的。我也开始给《开明少年》、《中学生》投搞，练习写作。那时，我父亲在苏州教书，我在梅村由祖母照顾，平时可以全力投入读书、学习，得以比较自由的发展。一放寒暑假，就去苏州家里，读一些新出的书，听评弹，看锡剧，赏苏昆，受更多的艺术熏陶。在中华中学三年的时光是我少年时代最轻松的一段日子。
1948年夏，我从中华中学毕业，就近进了无锡县师。我听从父亲的劝告，准备像他一样，一辈子做一个好教师。于是，我沉醉在语文、写作和弹琴等课程之中。那时，我和大家一道，住进泰伯庙的后院，有很多时间参与文化体育活动。我爱上了单双杠，也深深为《沂蒙山歌》、《茉莉花》这样优美的合唱所打动。当时，除了陈友梅的语文课之外，我最爱的课程就是练弹琴，花的工夫也最多。
进无锡县师不久，时世发生激烈的变化。老同学朱浩奎到省锡师就读不久，受命转移苏北，准备南下解放苏南。行前，我们在县师见面话别，不料引起了地方当局的注意。当时的区长陈树生，知道我和浩奎的交往甚多（在中华中学时，我曾参与向区长抗议抓浩奎为壮丁的请愿活动），在浩奎北上没几天，我即被区里扣押问询。我永远不会忘记，当时的班主任陈友梅，当夜找区长为我担保，并派人去苏州把我父亲找来，一同营救。陈友梅博古通今，视野甚广，还不时鼓励我走文学之道。但到了1948年冬，内战之火越烧越烈，炮声隆隆，我再也无法安心读书了。终于，我投入了学生运动。
1949年初春，解放大军百万雄师即将渡江南下。梅村地区的地下党通过安成、过楚生等找我，要我组织进步学生参加护校运动，防止县师被破坏，以迎接解放军南下。我欣然答允，就和陈季梅、沈伟烈、吴干城、华耀明等一批同学，白天上课，晚上巡夜，度过了一个又一个不眠之夜。那时，初春尚冷，寒气逼人，但眼望北斗，心里却是热的，充满了对未来的希望和憧憬。
终于迎来了解放大军，接管了无锡县师。很快，学校成立了学生会，我被推举为学生会主席，直到1951年毕业。在此后的两年多中，我积极投身于民主改革运动，参加社会活动，征粮、土改、灭虫、拥军、参干，忙个不停。我被推选为无锡县第一、二、三、四届的人民代表，后又被选为无锡县学生政协委员会主席，参与无锡县政治协商会议。我还被推举为苏南人民代表，参加首届苏南政治协商会议，有幸和荣德生、陈丕显等见过面。那时，我仍在县师继续读书，但常在伯渎港上来往于梅村和市区之间，带着背包，睡在东门旧厂房的地铺上（当时是无锡县政府所在地），参加县里的不少会议。
经这两年多的社会活动，我走出了无锡、苏州，去过镇江、常州、扬州，也走过运河两旁和阳澄湖周围的一些江南古镇，接触社会的面广了，视野逐渐开阔了。最远的一次，我和俞坚平、邹燕琴一同去南京，代表县师去小汤山慰问参军学生，见识了中山陵、总统府，深感到世界真大，应该走出去多见世面。在社会活动中，我与之交往最多的老师，先是蒋尧生、孙平、薛成章，后是俞坚平、陈焕文、张廷镛，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对我这后辈的鼓励和扶持。尽管社会活动繁多，我还是坚持完成了学业。在即将毕业时，我面临一次人生的重大抉择。
本来，我可以按惯性沿着这条道路继续前进。当时的无锡县长张卓如，乃我父亲老友，他希望我毕业后到县里工作，或去教育局或专做学联工作。但是，我的志趣仍在书斋读书，将来见识一下更大的世界。我每次进城开会，总要到书店买回一批新书，在泰伯庙大殿的汽油灯下夜读，感到无穷乐趣。我读得最多的是文艺学、美学书籍。放寒暑假，我回苏州家里。白天，一头栽进市图书馆读书，晚上就在自己的房里边看书边听音乐，思考理论问题，觉得这是最好的享受。正是这种志趣，驱使我想在师范毕业后继续上大学；而为了上大学，我宁愿先在中小学教书，不到县府做事。
就这样，我在1951年毕业后，去锡北陈墅小学教书。半年后，又应高班同学强惠元之邀，去严家桥教中学补习班。我既教语文、政治，又教写作、音乐，课余抓紧读书。
1952年夏，我送走了中学补习班的学生，告别无锡，回到苏州，投考了北京大学。我被录取的消息，先告诉父亲，然后立即写信告诉梅村母校培育我的两位老师——何阡陌和陈友梅，感谢他们的栽培。
这一去，我在北大燕园竟停留了卅多载。1955年，在中文系提前半年毕业，被北大送去中国人民大学马列主义研究班当研究生。1957年又回北大攻读文艺学副博士研究生，师从五四老人杨晦教授学文艺学，并随朱光潜、宗白平教授研究美学，有志于融美学、文艺学为一炉，创建文艺美学这一新学科。1960年毕业留校任教，由助教、讲师、副教授而至教授。1993年，国家教育委员会通过我成为文艺学博士生导师，获国家突出贡献证书，终身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，成为国内文艺美学的学科带头人。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以来，先后被选为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、中外文艺理论学会副会长，中华全国美学学会常务理事，广东省美学学会会长等。
1984年，应深圳大学创校校长张维院士（清华大学副校长）之邀，参与创办中文系，后又任国际系主任，长期担任深圳大学学术委员会副主任、人文社会科学委员会主任，为校内资深（终身）教授，又先后被选为深圳市作家协会主席、文艺评论家协会主席、深圳市美学学会会长。
著作有：《文艺美学》、《文艺美学论》、《胡经之文丛》、《中国古典文艺学》、《西方廿世纪文论史》、《西方文艺理论名著教程》等二百多万字，先后获得新闻出版总署、国家教育委员会等所颁的优秀著作奖、高校优秀教材奖。《文艺美学》中的部分章节，被人民教育出版社选入高中语文课本。
在母校百年诞辰之际，我亦年届八十。回顾一生，我的大半生总算随了从小的心愿，从事了自己喜爱而又力所能及的工作。我永远不会忘记梅村母校对我的哺育和栽培。我谨献上我的深深祝福。
二0一二年秋，深圳，望海书斋